王秀涛︱知识建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出版物的考察

王府井新华书店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6期，责任编辑李松睿，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授权海螺转载。

摘 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出版了多种类型的书籍，通过知识政治的方式参与建国进程。《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类书籍大量出版并在新解放区广泛传播，这样的知识更新指向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作为人民文艺的范本，在为当代文艺确立方向的同时，以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品格参与了新中国的“历史”生产；以“通俗小文库”“新曲艺丛书”为代表的通俗读物体现了新中国“普遍启蒙”和知识民主化的政治主张，使群众获得了知识消费和知识接受的能力与权利。新华书店的书籍出版、传播方式及其功能指向，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知识秩序以及知识生产的方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对全国出版业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并在1949年2月成立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出版委员会，“筹划统一集中的工作”[1]。1937年就已在延安建立的新华书店此时也结束了战时的分散状态，在1949年9月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这“标志着全国出版事业适应着新的情况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2]。新华书店开始从党的出版社转变为国家出版社，并以全国出版、发行工作领导者的身份，通过图书出版、知识生产和传播等方式，参与了建设新中国的时代任务。它以“知识政治学”的方式，以特定出版物表达政治主张、再现革命历程，培养新政权所需要的观念、情感和道德，从而有效参与到崭新的人民政权建立的时代旋律中。因此，从新华书店的几种重点出版物可以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知识类型的变化和知识秩序的重建，以及更为深层的政治秩序的变动。

一、“新民主主义”：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

 

　　1948年12月，中共华北中央局宣传部召开出版工作会议，指出要保证新解放城市迫切需要的书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党的政策文集等[3]。据不完全统计，平津解放以后半年，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出版了书籍三百二十余种，共八百余万册[4]。其中政治类书籍占大多数，这类书籍的热销可以由各地新华书店的经营状况证实。北平解放后，新华书店从1949年2月10日开始营业，先后在王府井大街、西单、前门成立了三个门市部，每天销售近九千册图书，其中毛泽东的著作卖得最多，《新民主主义论》“最受读者的欢迎”，“在北平销出的总数现已超过十万册”[5]。新华书店上海分店6月5日开始营业，当天两个临时门市部就卖出书籍一万二千余册，其中《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最为畅销，“该店现正赶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及中共各种政策文件等书”[6]。

新华书店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华书店的经营状况表明了新解放城市的知识更新及其背后的政治更替。这一点常被拿来与此前国民党的正中书局作比较，用以说明新的社会气象和政治文化的变化。有报道称，读者每日如潮水般地蜂拥而至看书买书，到关门时仍不愿离开，“同是一个铺面，过去的正中书局，营业清淡，门可罗雀；今天的新华书店，繁荣兴旺，读者盈门”[7]。还有报道说，“正中书局，改为新华书店，红橱窗，黄门面，气象万千”[8]。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也自然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的参照物：“店内生意很好，几乎是挤得水泄不通，最畅销的是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和《论联合政府》，这情况比三十二年春天，重庆人买《中国之命运》还有劲！顾客以学生最多。”“开业那天，不到中午，这两种书便被‘抢购’一空。”[9]知识的更新表明国统区原有政治根基的瓦解，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已被颠覆，有人就通过新华书店的场景呈现历史的转折：“我的天呀！幸亏你没有睁开眼睛看，倘若你看到了新华书店的那些‘硬性’的书一抢而空，和无数的人们热情的学习新文化的情形，那恐怕会把你的嘴巴打肿了。”在他看来，“文化口味”“是时代的，历史的，政治经济的”，“过去正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堕落文化和中国的落后的封建文化狼狈为奸，加上蒋匪的扶植，才产生了那么样多的黄色文化”，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这种“落后的口味”已被抛弃，更重要的是“新文化冲垮旧口味，建立新口味”[10]。

　　然而，作为政治变革之表征的知识潮流也被某些不法商人视为难得的商机。据出版总署的调查，自平津解放到1949年11月，北京的翻版书商大小总共有15家，出版翻版书91种，政策文件占90%以上，其他还有通俗政经读物如《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以及文艺作品如《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在政策文件中，《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简史》等书籍均有翻印[11]。总的翻版书发行数量据估算达27万册之多。这些书成本低，书价比国营书店低30—55%，因此贩卖利润高（翻版书利润通常是25%甚至30%，国营书店是20%），“迎合了贩卖书商之心理”[12]。在上海，公安局传唤了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的经理刘玲和太平洋印刷公司的负责人糜文定、姚平，控告他们冒用新华书店名义，私自翻印销售《共产党宣言》[13]。上海五洲、天下两个书报社被查获销售未经许可翻印的书籍《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29种，共9556册[14]。

　　除了翻版，还有大批假冒、杜撰的书籍流通于市场。工人李英写信给《大公报》反映这一问题，并提醒工友“买书不要上当”，建议买书最好到新华书店去买，因为有一些书商“偷天换日”。李英买了《领导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和《中共组织与简史》，“发觉这两本书内容完全相同，连印刷格式也一字不改，仅仅封面调换”[15]。同时，大量翻版、假冒的书籍成为市场上“时髦的‘商品’”，“一些不伦不类的小册子”大量出现，“什么‘土地改革法’，什么‘城市土地房屋买卖租赁问题详细解释’‘城市政策’，以及‘毛泽东外传’‘毛泽东自传’‘斯大林怎样起家的’，等等，名目很多”。这些小册子“有些是选自原著，但绝大多数是东抄西摘，断章取义，不完全、不切当或根本错误地叙述与解释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党的领袖的历史；有的居然冒充共产党人的口气（并教给书贩子说是新华书店出版的）替共产党杜撰一套‘城市土地政策’”。虽然盗印书籍、小册子的出发点各异，有的“是政治理论水平低”，有的“是纯粹的投机商人”，“利用人民对于共产党及其领袖仰望的热情和人们极欲了解党与政府各项政策的心理”[16]，但在无意间也传播了新的政治观念。当然也不乏一些有明显政治目的的书商，“他们的伪造品富有挑拨性，企图扰乱人心；或故意提出过高的不能兑现的口号，引起人们的各种美丽的幻想，以便在这些幻想不能实现的时候，煽起人们对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不满，以便于达到他们破坏与中伤革命的目的”[17]。

　　部分盗版书和杜撰书所引起的知识传达的偏差，会妨碍政治观念的准确性，一些不实信息会歪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具体政策，极易引发曲解和误解，破坏新政权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为杜绝此类情况，出版委员会成立后，一方面针对过去各个地区自编自印书籍、版本极不统一、优劣互见等缺点，开展统一版本的工作，“把各种版本重加校订，分为‘干部必读’‘政策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重行排印，打出纸版，分发各区，或寄出样本，由各区翻印”[18]；另一方面则出台禁止擅自翻印的规定。新华书店发布启事说：“近日市面上发现有翻印发售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如重庆新天地文化社擅自翻印之本，即有错字一百二十三个，脱落字二百零八个，增添字九十三个，颠倒字五十二个，此种错误甚为严重，该书版权系属本店所有，为保护版权并对读者负责起见，除呈请军管会禁止发售并处理外，特敬告出版同业，凡所属本店版权之书籍，今后未经本店许可，概不准擅自翻印。”[19] 1949年9月解放社、新华书店也发布“重要启事”：“本社本店出版的各种书籍，除本社本店指定的出版机构外，其欲翻印者，请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接洽，未得同意，不准翻印。”“凡未经同意，翻印出版权属于本社之文字或本社本店出版之书籍者，当依法进行查究处理。”[20]

　　总体上看，大多数出版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每天都面临这个问题”：“盗印什么书最有赚头呢？”[21]这是出版商的共性。翻版、盗版虽大多无关政治，但却显示了知识生产的变动、潮流和社会文化的走向。

　　上述关于政治类书籍出版状况的宏观梳理只能表明大概的社会和文化趋势，统计数字并不能反映城市读者的全部阅读心理，更复杂、多元的状况需要做进一步分析。阅读并不代表信仰，从阅读到信仰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最终也无信仰可言，对抗性阅读和功利性阅读始终存在。阅读者的身份、目的不同，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和接受也必然存在差异。部分文人群体以阅读《新民主主义论》为契机，表明自身思想和精神的转变，如陈垣与弟子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废名《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等，都表达了对新政权的认同及自身立场的转变[22]。对部分学生和工人来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认识社会现实的必读书目。在大学里，《新民主主义论》也被列为必修课[23]。

　　相比文人、学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更为复杂一些。夏蒂埃在阐释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认为，“政治读物的主要购买者并不是‘大众’，而是那些社会地位直接为政治事件所左右的人，例如抵抗国王权力运动的潜在参与者，或者政治变动的潜在受害者”[2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同样更多源于对自身前途的关心，因为新政策关乎他们的命运。有商人就“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小册子，预备好好研究一下，也许有脉路可寻”[25]。他们虽然“明白新民主主义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但仍疑虑它“会妨碍了民族独立”，“会损害个人自由，企业自由”，“对工商业极愿保护，将来会不会改变”[26]。可见，对新民主主义相关知识的阅读和接受并非同质的，因身份、阶层的不同存在内在的差异。

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艺及其“历史”功能 

    在“新中国”即将由理念成为现实的历史时刻，新华书店给第一次文代会的贺电表达了它通过出版文艺书籍和文艺界共同担负“新民主主义的文教建设事业”的愿望：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各位代表台鉴：

　　今天你们在充满着新气象的北平，召开这样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的团结大会，我们谨以万分的热诚，向你们祝贺！中国自从有了新的文艺运动，也就有了新的出版工作，因此你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是一直结合着的。特别是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反动统治后，我们一直在同一条战线搏斗着，为粉碎敌人的压迫而共同奋斗。今天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完全胜利，为着迎接今后更艰苦的新民主主义的文教建设事业，我们希望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和你们继续携手前进！敬祝大会的成功并祝各位代表健康！

　　新华书店 新中国书局 同叩[27]

新华书店致第一次文代会的贺信

在北平解放后，当时身在北平的美国人德克·博迪在日记中记载，在王府井大街“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上办了一家新民主主义文学阅览室，旁边还开了一家书店，吸引了众多的顾客，十分拥挤”，“成堆的小册子全是粗糙的黑白漫画，依此揭露地主所有制的罪恶，军民合作的好处以及其他相类似的主题”[28]。这家书店就是北平的新华书店，阅览室是为满足读者阅读需求专门开设的。德克·博迪记载了新华书店的书籍在北平受到市民欢迎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这里的文学在性质上与以往不同，是“新民主主义文学”。

　　新华书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类书籍，无疑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套丛书早已被纳入国家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在总结过去的同时也面向未来。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央对‘干部必读’理论书，对毛主席选集，对教科书，对‘人民文艺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一开头就有具体的布置，并且直接掌握，还规定了平、沪、武汉翻印书目。”[29]参与编选的康濯也曾回忆：“周扬同志原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此丛书即他负责在抓，并且谈过中央一些同志也在关心此事。”[30]可见，“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策划和出版有着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特定指向，是解放区文艺通向新中国文艺的桥梁和“国家工程”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发行量很大，1949年4月20日，出版委员会讨论“代中原印书案”，“函津店将‘人民文艺丛书’55种各加印5000册备发中原”[31]。6月20日又指出，“天津印的‘文艺丛书’，中原急用，如装订不及，希组私营装订作赶快赶”[32]。在第一版印出后，“各方批购，供不应求，新华书店已进行再版”[33]。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带有文学与政治的双重意义。这套丛书是对解放区文艺的总结，“这些作品都是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34]，“是解放区进城、解放全中国时送的一份文艺成就礼物，要代表解放区的”[35]，试图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现实模版，“向当时的新文学作家及‘当代中国文学’，规定并推广出了一个‘新的人民的文艺’及其文体类型秩序和形式美学准则”[36]。这套丛书也因此被作为礼物送给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全体代表。

　　更为重要的是，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带有“知识政治”的功能。虽然和政治类书籍传达的理性知识、“硬性”知识不同，文学类书籍作为感性知识，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情感的方式书写特定的现实与历史，但基本的政治理念并无太大差异。这套丛书通过鲜明的人民性和民族性参与到知识政治的生产过程中。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区文艺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即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选入的177篇作品的主题为依据，分析解放区文艺在主题方面的开拓，并归纳出其民族性和人民性的特征：“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37]

　　“人民”这一新的政治主体构成了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依靠力量，这套丛书以鲜明的人民性，对人民政治做了深刻的表达。这不仅仅表现在丛书中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上，更体现在相关作品对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主体地位的情感认同上。在文学审美之外，“为人民”的文学观念和政治情感对作家和读者的影响更为深刻。徐迟回忆：“1949年夏在北京，捧着第一次文代会赠送的全套50本《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读得又惊又喜。自惭形秽，觉得我必须收起自己的一套，努力学习，到工农兵群众中，哪怕生硬地楔入生活也好，暂时不能动笔了，不写作了。”[38]有的写作者在阅读了丛书里的诗集《东方红》后，也发出了“我不再做空头‘诗人’”的感慨，他说“里面是几十篇工农兵的短篇诗创作”，使自己“懂得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做什么？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我不再做那样的空头诗人，我应当写一些我所熟知的事情，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写人民需要的东西，根据具体现实的材料，老老实实地把事情交待个明白，使人家一看能懂就成了”[39]。

　　在人民政治的背景下，甚至也有读者批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存在不尊重劳动人民的状况。比如阮章竞诗集《圈套》中有一首诗《送别》，写到一个翻身农民的母亲送儿子参军时说：“你长在穷户就爱穷人，猴子生来就爱猢狲。”读者滕家牧为此写信给《人民日报》，认为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猴子”“猢狲”可以比作反动分子，不能用来比喻劳动人民。在收到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意见后，阮章竞回复说，这句话是从群众诉苦中记下来的，也没有把“猴子”比作劳动人民的意思，只是想以此说明人有阶级性，但这样的比喻容易使人误会，决定在再版时改为“你长在穷户就爱穷人，拾粪的看见提箩头的亲”[40]。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生活的再现以及相应的“历史”价值。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丛书里很多作品可能并不符合好作品的标准，但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所带有的情感冲击力和政教功能却是单纯的文学技巧无法做到的。司马文森读了丛书中“一些陌生作者的短篇通信报告”后，认为这些“有真实内容朴素风格的作品”“更能使我感动”，“有些作品就使我读到眼泪直流了”，比如《不要杀他！》就是从“实在故事”中取材写成的，很朴实，“然而非常动人”。丛书中的很多作品具有这样的品格，“作家的生活已经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写出来的东西，就很少有‘想像’的成分了。因为题材是现实的，作者在体验到了那种生活和感情之后，再动起笔来，读者在受了那种真实的情景感染之后，很自然的也要受感动了”[41]。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作品虽是“文艺”的，但司马文森更欣赏的是“真实生活”和“实际工作”所带来的“历史”品格，即通过文艺的方式书写中国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参与丛书编选的陈涌曾回忆，编这套丛书“是毛主席的主意”，“不但计划编这套书，他还提议编三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就是《中国近代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42]。“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历史书的并置，表明它们虽然内容有很大差异，但都被赋予了同样的功能，即通过书写民族历史进行历史教育。丛书中的作品之前大多已经出版过，以丛书的方式筛选作品、重新集结的过程也具有了重建历史的意味。因此，有些读者觉得这套丛书比党史更具亲切感：

　　车到山东境内，我立刻想起了解放军在这块土地上无数次英勇斗争的艰苦故事，我嫌自己的知识太贫乏，我拿起了手边人民文艺丛书里的几本通讯报告选集，专门找那些山东方面和敌人艰苦斗争的真实报导，我不是在读传奇故事，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坚毅而崇高的品质，二十多年来，他是怎样用一滴汗一滴血，慢慢浸透了中国的大地，而结出了今日的胜利果实。在读党史的时候，我只是理论上承认了党是布尔什维克一个伟大的政党，但是，这一次，也就在今天，我才真的认识了共产党员是“特种式样的人”，是“由特别材料制成的”话的真实意义。[43]

“历史是民族认同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教育手段”[44]，丛书的很多作品被作为历史教育的材料。《人民日报》曾经发布过一则阅读调查，显示了北京市第二、第四和第五人民文化教育馆的阅读情况，“在文艺读物中，《新儿女英雄传》受到普遍的欢迎”；据第二、第四文教馆调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有很多读者借阅。第五文教馆比较明确地指出，除了《新儿女英雄传》外，借得多的有《吕梁英雄传》《李家庄的变迁》《一架弹花机》。有些书如《刘巧团圆》《王贵与李香香》等曾经受到读者喜爱，“但现在借的较少，据他们了解，原因也是‘看腻了’”[45]。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以民族历史为重要表现对象，其“民族”特征非常明显，常被作为国礼，在国际间的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比如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后，曾赠送苏联、波兰、捷克等多个国家的对苏友好协会或其他人民团体图书、杂志、画刊等1814册，《鲁迅全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书籍共356册[46]。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以及派到苏联访问的文化艺术代表团，也把这套丛书当作礼物。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参加开国大典，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来访问，“听说也都带了这套礼物回去”[47]。此外，莫斯科的国立列宁图书馆在1949年大量增添了中国的书籍，其中就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48]。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很多作品被其他国家翻译，20世纪50年代初，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翻译毛泽东、鲁迅等人的著作外，还翻译了丛书中的部分作品，如保加利亚翻译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原动力》《暴风骤雨》等，罗马尼亚翻译出版了《传家宝》《无敌三勇士》《吕梁英雄传》等[49]。正是因为鲜明的民族内涵，“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被许多外国人作为认识中国和中国文艺的素材。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回忆说，50年代东京大学的学生学习中文，很多是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开始的，工藤篁就“坚持一定要教给学生最先端、最新鲜的中国新语言和新事物。所以除了地道北京话的《骆驼祥子》之外，他还带我们读《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革命边区文学、农民文学”[50]。竹内实在50年代初也“主要通过‘人民文艺丛书’和《人民文学》接触作品……以前自以为很了解中国，实际上是什么也不了解。它使我知道了在目力不及之外（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东西在产生，哪些东西在泯灭……它使我们感觉到中国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与其说是在读文学作品，倒不如说是在读活生生的事实”[51]。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具有面向新中国的民族文艺、人民文艺的特征和意义，但它所代表的文艺传统也并非为所有人接受，仍要接受“人的文学”的挑战。如丁玲1951年7月31日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报告中就指出，读者在来信中“说不喜欢‘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作品，因为它们老一套，公式化，呆板干巴巴，单调……听不进我们讲农村，讲老干部”[52]。对丛书的抗拒可见大众阅读倾向的顽固，以及旧的趣味和新的文学方向之间的错位，这意味着人民文艺在城市中的接受显然并不会顺利。

　　此外，在“人民文艺”内部，文艺观念同样无法完全统一。如冯雪峰就曾指出这套丛书中的一些作品“内容上不够丰富和深广”，“艺术水平还低下”，这是“作者们的社会生活和斗争经验都不够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还非常不够，艺术修养也还非常不够的缘故”[53]。陈企霞在《文艺报》公开批评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认为将其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套丛书中“决没有一本‘粗糙’得像碧野这部小说的”，这部作品距离“从内容到形式”的创造“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54]。显然，冯雪峰、陈企霞的批评所依据的标准和“人民文艺”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过程中体现出的国家化、体制化特征，预示着未来在中国的文学出版事业中，国营出版社将占据控制和主导地位，并极大压缩民营出版业的空间。同时，新华书店作为发行领域的领导者，也以发行为手段调控文学的生产。胡风在给牛汉的信中写到，“希望社已停止了，解放后就停止了。但就是没有停止，印了出来书店也不愿发行的。泥土社印的诗集，外埠书店来添，但总是给总分店勾掉了。印了二千本总卖不完”[55]；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阿垅的诗论《诗与现实》“新华书店不肯批发”，“《人民日报》也不让登广告。那样，书无法销出去，完全给封死了”[56]。这是民营出版社被排除到新中国出版规划之外的缩影，此后它们陆续走上了关闭、合并之路。同时，随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国营出版社的成立和相关出版体制的建立，文学出版实现了当代转型。

三、通俗读物：普遍启蒙与知识民主

 

　　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与维护需要普通民众具备相应的知识、情感和技能。人民政治意味着知识水平较低的工农大众需要借助知识的民主化提高自身的主体性和参与政治的能力。知识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知识生产的内容和重心也必然随之变动。这一设想其实早已形成于毛泽东的理念中，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与敌人作残酷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愚昧，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就是把他们所急需的与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向他们作普遍的启蒙运动，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与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使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57]“普遍的启蒙”倡导为工农兵服务的普及的文艺，这一理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有效，因为人民群众的整体文化水平并不高，仍面临着阅读与接受的难题，因此必然要出版适合群众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和民主性，这也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指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指出，要“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58]。194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确定的重点出版内容就包含了工农通俗读物。对通俗读物的强调表明新政权在知识生产上的大众立场，“旧的出版事业恰恰是不管他们、不为他们服务的，或者反而拿反动的出版品去麻醉他们。我们进了城市，切不可就忘记了工农兵”[59]。通俗读物的出版因此成为新华书店的重点工作，书店出版了大量识字课本、年画、连环画，如1950年春节新华书店供应大批新年画，仅在华北地区就印出83种、196万份，华东地区印出120种、100万份，新年画“都采用民间所习用的形式”，“内容多富有教育意义，如生产建设、新的劳动作风、学习的热烈情况等”[60]。

　　新华书店出版的通俗读物中，“通俗小文库”“新曲艺丛书”较有代表性。“通俗小文库”的定位是“给工、农及一般小市民以及乡村干部用来学习政治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基本知识的通俗小丛书（文库）”，“以共同纲领为中心内容”，在形式上，“文字力求浅显，体裁包括讲话、说书、字句、故事、快板、鼓词、时调等，酌加插图。用48开本4号字排印，每册从7000字至15000字”[61]。这套文库由新华书店出版了20集[62]，其最大的特点是内容上贴近工农兵的实际经验，形式上适合他们的阅读趣味和知识水平，同时有着政治教育功能。如阳泉纺织厂女工李忠贞的《太阳照进众人家》（曾刊发于《人民日报》）：“大柳树，开了花，/太阳照进众人家，/毛主席就是红太阳，/照得工人家里特别亮。/煤和铁，沉又沉，/阎锡山在它压死人。/共产党，解放军，/领导众人翻了身。铁还重，煤还沉，/爸爸总说省了劲。/……称一斤是十六两，/我心忘不了共产党；/十六两是一斤，/有吃有穿不忘解放军。”[63]这首诗以通俗化的方式表现了人民翻身的切身感受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后由张沛作曲，成为1950年华北地区的流行歌曲。

《养猪的方法》（通俗小文库）

《竞赛》（通俗小文库）

　　“通俗小文库”以内容的日常化和形式的民间化面向大众，体现了新中国知识生产的群众立场和大众性特征，相比之下，“新曲艺丛书”更强调科学性。它由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等合编，“内容都是唱的工农兵的故事，一小部分是由旧的故事改编成功的”[64]。这套丛书共20辑[65]，每辑包含四到八个唱词不等。丛书的出版是为了争夺封建文化所占据的文化阵地，“时至今日，封建阶级已经倒台，封建文化失掉了帝王师相的支持，好像是理该不行的了，然而并不是这样容易……他们还有着极大的势力，占领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市场”。这些封建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一方面是“几千年封建教育的结果，竟使得群众把这种可恶的文化当成了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我们中间有些人，一向只注意了高级的创作什么等等，而对他们采取了鄙夷不屑的态度”。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了领导和计划”，唱词等民间传统文艺形式被加以利用，同时清除了其中和新政权不协调的情感、道德与趣味，代之以“科学”的内容。“新曲艺丛书”正是利用旧形式、“取封建文化而代之的适时的好书”[66]。

《武松打虎》（新曲艺丛书）

《百鸟朝凤》（新曲艺丛书）

　　通俗读物的知识民主化也表现在知识获取的便利上，新书书店对此也有相应的举措。为了推广新曲艺作品和通俗读物，新华书店和“新曲艺实验流动小组”进行合作。实验小组帮助新华书店向广大工农群众推销通俗书刊，并为书店张贴广告，宣传介绍工农读物[67]。此外，1950年底，新华书店和出版总署为照顾“全国供给制干部及一般购买力较低的工农兵读者”，发起了读书运动，由新华书店印《毛泽东选集》77420部，“通俗读物”20000套600万册，通过各级新华书店，有计划有重点地廉价供应，五折销售，并在各大行政区成立2000个工厂、农村、部队图书室。读书运动的对象和目的明确，就是通过经济让利来实现知识的民主化，使普通大众获得消费知识和文化的能力，因此被认为“是通过书刊进行群众组织与宣传鼓动的一件新工作，对人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提高和国家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68]。

　　知识民主化还体现在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上，这些读物不但和日常性知识密切相关，将知识生产、政治参与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微观的日常政治，而且以读者为本位，以接受为目的，因此在形式、内容、写作方式上有着特别的要求。195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通俗图书报刊出版会议上就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问题明确指出，通俗报刊书籍的内容、文字、封面、装帧都要经过仔细的修改、审查，以便完全适合群众的需要[69]。于是，通俗读物“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对这些规范的具体解释作为可以复制的经验也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多次刊发。如关于通俗读物的内容，就有人提出要“配合各种具体组织工作的进行”，“根据当前群众斗争中所存在的思想问题”；在具体写法上，“应当正面的直截了当的提出问题”；结构上“要尽可能多分章、节，或写成课本的形式，加上章、节、课的题目”；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句子应尽量压短”，“把深奥的术语、古语等等，都加以通俗化”等[70]。此外，人们还认为通俗读物应形象化，“要以群众自己已有的知识来说明他们所未知的问题”，“大道理（概念）最好要以形象的东西（具体）来说明”[71]。

　　新华书店通俗读物的出版形态表明，以往这类出版物的娱乐倾向开始向现实政治位移，在内容和形式上虽然遵循“通俗”标准，但在政治上却与以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阅读趣味严格区别开来。通俗读物的政治化，意在突破以往社会阶层和文化趣味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工农兵也因经常性的政治参与不断拓展其对应的文化范畴，并以此实现政治意识的提高，因为“普遍的启蒙”最终指向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的一个表现就是原来陌生的政治词汇和理念变得日常化，有人就指出，很多艰深的政治术语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接受过多次的政治教育，政治话语并不陌生：“‘具体’这个词，本来是术语，但现在老解放区的农民不管他识字不识字是都懂得的，还有发展、开展、运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本位、积极、消极等许多新名词，农民也都听得烂熟了，所以就不要再去找它们的代替物。”[72]

结语：知识与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 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7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获取政治合法性和领导权，以赢得更广泛的政治认同，这有赖于思想和观念的知识化传达，因为思想“必须由强大的社会集团来承担，才能发挥强大的社会作用。必须有人尊崇它们、赞美它们、维护它们、贯彻它们。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们必须被体制化”[74]。作为知识的物质载体，新华书店各种书籍的出版和传播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体制化特征，同时也通过政治的知识化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略和政治观念。可以说，新华书店的几类出版物的知识类型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特定的知识秩序，也是政治秩序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及各类通俗读物实践了新中国关于政治理念、文化生产和阶级主体的设想，为政治和情感认同提供了合法性知识。这些书籍中的智性因素作为新政权的知识基础，承担着对新中国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的职责，也构成了转折时期历史发展的知识动力。

注释

1 29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黄洛峰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第281—282页。

2 《祝全国新华书店出版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第252页。

3 《中共华北中央局宣传部召开出版工作会议 决定今后出版工作方针 今后要做到：减低成本 提高质量 保证供应 改善发行》，《人民日报》1949年1月23日。

4 《加强领导统一出版 华北出版业发达 年出书三百种共八百万册 已克服重要书籍版本分歧现象》，《人民日报》1949年8月31日。

5 陈迹：《前进中的北平新书业》，《人民日报》1949年4月7日。

6 《沪新华书店 第一天售书逾万册 生活书店等已复业》，《人民日报》1949年6月10日。

7 中宣部宣传局编：《发行家列传》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8 《两浮支路摊棚林立 舞场播唱解放歌曲》，《大公晚报》1949年12月22日。

9 胡素薇：《故都风光：平津通车夜来枪声，新华书店常常客满》，《新闻观察》第1卷第3期，1949年。

10 桑漆：《文化口味》，（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

1112 《出版总署办公厅计划处关于北京市翻版书刊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第572页，第573页。

13 《防止投机书商歪曲宣传 公安局取缔翻印书籍 并制止强行兜销翻版书籍骗局》，（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28日。

14 《翻印私销革命书籍 四家书商承认错误 除书籍没收具结悔过外 并向新华书店郑重道歉》，（上海）《大公报》1949年7月6日。

15 《工友买书不要上当 路灯损坏请快修理 流氓横行要加清除 公共里衖不准私占》，（上海）《大公报》1949年7月13日。

16 17 《谨防假冒》，《人民日报》1949年3月16日。

18 《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第479页。

19 《新民主主义论 市面翻印本错误甚多》，（重庆）《大公报》1949年12月15日。

20 《解放社 新华书店 重要启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第213页。

21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高毅、高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109页。

22 参见冷霜：《建国前后废名思想的转变——以〈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为中心的考察》，《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23 《华北改革大学课程 高教常委会决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两种为各大学学院全校共同必修课程》，（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5日。

24 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庆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25 晓剑：《白华日记》，（香港）《大公报》1949年6月19日。

26 未朽：《认识时代 努力建设》，（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20日。

27 《文代大会贺电》，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馆藏档案。

28 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111—112页。

3035 康濯：《关于赵树理研究的通信》，《汾水》1980年第7期。

31 《出版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4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第75页。

32 《出版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记录（节录）（1949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第142页。

33 《“论人民民主专政”赶印再版五万册 人民文艺丛书也已正行再版》，《光明日报》1949年7月27日。

34 《文艺报》第1卷第1期封底广告。

36 王荣：《宣示与规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刊行——以“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7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1页。

38 徐迟：《难忘四十年的交往》，《人民日报》1988年6月20日。

39 董临：《我不再做空头“诗人”》，《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3日。

40 滕家牧、阮章竞：《学习与运用群众语言应有选择》，《人民日报》1951年4月8日。

4147 司马文森：《〈不要杀他！〉解放区文艺杂写之一》，（香港）《大公报》1949年12月5日。

42 李世涛：《访陈涌》，《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1期。

43 慕容丹：《投向人民的海洋 速记南下工作团从北平到开封》，《光明日报》1949年8月20日。

44 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5 《北京市三个人民文化教育馆阅读调查》，《人民日报》1951年4月29日。

46 《中苏友好协会一年工作报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年九月）》，《人民日报》1950年10月7日。

48 《中苏文化交流的里程碑》，《光明日报》1951年2月14日。

49 参见《人民民主国家翻译出版之我国书籍》，对外文化联络局编印：《文化交流资料丛刊》12，1955年5月。

50 田仲一成、吴真：《田仲一成谈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东方早报》2016年4月24日。

51 竹内实：《延安，也是故乡：初读“人民文艺丛书”的时候》，《回忆与思考》，《竹内实文集》第1卷，北京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3页。

52 《丁玲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53 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续）》，《文艺报》1952年第19期。

54 企霞：《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文艺报》第3卷第8期，1951年2月。

55 胡风：《致牛汉》，《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56 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页。

5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5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

59 《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第442页。

60 《新华书店出版大批新年画》，《人民日报》1950年2月2日。

61 《出版总署每周工作简报（第8号）（1949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第614页。

62 “通俗小文库”包括《太阳照进众人家（纺织工人诗歌选）》《铁路的歌（铁路工人诗歌选）》《转变（短篇故事集，工人作品）》《红花还得绿叶扶（工人写的小说）》《我们工人有力量（工人歌曲集）》《龙（民间故事选）》《学习好（秧歌剧）》《竞赛（秧歌剧）》《翻身乐（秧歌剧）》《好朋友（关于苏联人帮助中国人的一些故事）》《列宁的故事》《斯大林》《小二黑结婚快板》《一贯害人道（秧歌剧）》《万事不求神（生活常识讲话）》《养猪的方法》《育婴常识》《妇女卫生常识》《农作物害虫防治法》等。

63 李忠贞：《太阳照进了众人家》，《人民日报》1949年2月22日。

64 文崇、韩伯：《推荐一批通俗读物》，《人民日报》1950年6月14日。

65 “新曲艺丛书”包括《大生产》《三勇士推船渡江》《百鸟朝凤》《赵亨德大闹正太路》《蓝桥恨》《叶大嫂摇船渡江》《武松打虎》《新五圣朝天》《女司机田桂英》《二十斤米》等。

66 王春：《评“新曲艺丛书”》，《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

67 张世楷：《“新曲艺实验流动小组”》，《人民日报》1950年6月17日。

68 《出版总署为开展读书运动举办廉价书刊供应的通报（1950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第737页。

69 《陆定一在中宣部通俗报刊图书出版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1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第135页。

70 72 杨烈：《怎样编写通俗读物》，《人民日报》1949年11月3日。

71 弘：《关于编写通俗读物的补充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4日。

73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74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发生研究”（批准号：22BZW155）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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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黄以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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